《文史哲》
坚守初心、引领创新,《文史哲》让世界读懂中
近日,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文史哲》,喜庆创刊70周年。
《文史哲》不仅是山东大学的一张学术名片,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文化符号。“不入主流,难成一流,这是杂志始终如一的办刊理念;质量立刊,专家办刊,视学术为生命,这是杂志坚定不移的办刊原则;倡导百家争鸣,锻造公共学术话题,这是杂志一直以来的办刊追求;发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这是杂志从未动摇的办刊传统。”《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用“四点坚持”概括了《文史哲》挺立学术“江湖”70年的秘诀。
创刊是当年整个山大文科
共同努力的结果
20世纪50年代初,新研究方向的开辟、新学术成果的交流、新学术人才的培养,都亟待高水平学术杂志的支撑。当时的学术刊物屈指可数,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如今在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其时都未创刊。
《文史哲》应运而生。195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家中,副校长陆侃如、教务长罗竹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等人聊天中谈及学校四开张的小报《山大生活》,虽然对交流信息起了良好作用,可仍需创办一个大型学术刊物。有此动议,又征求童书业、冯沅君、萧涤非、赵俪生等名教授意见,“催生”了《文史哲》呱呱坠地。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正式创刊。华岗亲任社长,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文、史两系骨干教师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黄云眉、赵俪生等组成编委会,可谓豪华班底。
“《文史哲》创办本身就是当年整个山大文科共同努力的结果。那时,文科骨干教师都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组织者、撰稿者。他们写稿不取稿酬,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薪金,为刊物代付校外作者的稿酬,还无偿地承担刊物的审稿、改稿、校对、发行等一系列工作。”曾任《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的萧涤非在1986年回忆道。
第一期《文史哲》出版后,因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校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出钱买下杂志。1952年,华岗向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获得一次性拨给2000万元(第一套人民币数额),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的第2期开始,《文史哲》被定为山大学报之一,经费由学校负责。
在一次次论战高潮中度过
据悉,华岗创办《文史哲》不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还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华岗也忙活起来。《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翻阅早期的《文史哲》,他发表了近40篇马列主义理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华岗的办刊思想,赋予了《文史哲》独特的思辨气质。可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史哲》是在一次次论战高潮中度过的。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所谓的“五朵金花”,而其中的三朵(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如何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史分期问题,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曾任《禹贡》杂志编辑的历史学家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古史分期问题,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这场大讨论曾引起日本学界关注。有一天,杨向奎急急忙忙对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师路遥说,北京来电话,让寄去50本《文史哲》,预备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学界之请求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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