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

山大93岁赵洪太教授口述:回忆《文史哲》杂志创

文|张洪刚

赵洪太,1929年4月生,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是《文史哲》创办时期唯一的学生编委。在《文史哲》创办70周年之际,笔者专访了93岁的山东大学赵洪太教授,听他回忆亲历《文史哲》杂志的创办过程。

赵洪太教授

创办之初几无经费

1950年读大学前,我就读遍了青岛各图书馆、文化馆的哲学书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我的最爱。出于对马列哲学的浓厚兴趣,考虑到学习俄语方便读原著,1950年8月,我考入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俄文专修科学习。我入学以后,在山大“身兼五职”——文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外文系系务委员会委员、系学生会副主席、系图书馆管理员、俄文班班长。每周三、周六下午是政治学习时间,华岗校长负责给学生讲政治大课,每礼拜一次。

和华校长接触比较多是因为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哲学。我曾经翻译过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专论,翻译完成后,我投稿并发表在了《文艺报》。后来我还翻译苏联的哲学杂志,正值《文史哲》杂志创刊,我就给《文史哲》投稿。那时华岗是山大校长兼《文史哲》的社长,他对我的稿件评价颇高,便时常让我帮《文史哲》校对、审稿。

当时《文史哲》接到译稿最多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笔名叫日知,他那篇关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译稿,就是我负责审校的。这样一来,华校长就把我留在《文史哲》了。我当时负责《文史哲》译稿的审改工作。担任这项工作,没有任何报酬。忙不过来时,还由历史系勤工俭学的学生张泰兴帮助,他念译文,我看原文,边看边改,改过后,他负责抄清,交编辑部刊出。编辑部召开会议时,陆侃如先生也来。在文学院院务会议和杂志编辑部会议上,作为唯一的学生编委,我是最年轻的,常发言,跟陆先生等老教授就比较熟悉了。我在《文史哲》负责译稿审改工作,一直到1958年。1958年10月3日,这份同仁刊物,在学校迁移到济南以后,成为了学校主管的刊物。

《文史哲》开会的那间房子很小,只能放一张长的阅览桌,因为没有固定编制,所以每次开会只有十来个人,华校长很忙,但基本上每次开会他都在场。华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他作报告时从来不需要提前备稿,他有抽烟的习惯,经常想到什么事就把烟盒掏出来,把外面的皮撕下来,在上面简单地列一下提纲。他上台做报告经常拿这么个纸片,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后他会根据报告会的记录稿,整理并发表在《文史哲》杂志或者《山东大学报》上。

《文史哲》杂志的社长是华岗,副社长是陆侃如、吴富恒,主编是杨向奎,秘书是殷焕先、孙思白、卢振华等。那时没有明确的编辑职务名称,编辑工作由文学院相关教师分担,到时参加编辑部的会议。

这个杂志,是杨向奎一手操办起来的。起初,山大只有中文系和外文系,还没有历史系,只有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杨向奎是中文系的系主任及历史语言所的所长。上世纪50年代初,中文系分为中文和历史两系,杨向奎就当了历史系的系主任。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一个刊物,大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校汇报时华校长很赞同。与现在外语系《英语教学丛刊》之类的杂志不同,《文史哲》当时是同仁杂志,因为行政上没有任何的资金支持。

《文史哲》头两年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经费,我们这些人的工作都是无偿的,但是排版、印刷、付外稿的稿费都需要钱,因此很难维持。怎么办?大概在1951年底、1952年初,大家想了个主意,说是写报告给青岛市委宣传部,当时青岛市委比较照顾,就给拨了一千万。不过那时候的一千万跟现在不一样,当时的一万块钱相当于1955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块钱,一千万也就是一千块钱。之后大家又给山东省委写了报告,省委听说青岛市委给了一千万之后,也给了一千万。有了这两笔钱,总算是缓过劲儿来了,《文史哲》也就办起来了。

当时杂志的很多杂事是两个工友在负责,一个工人是庄云虔,前些年刚去世,他负责跑腿儿,比如跑印刷厂之类的;还有个工人叫王绍先,负责收发稿子、发稿费等。《文史哲》一开始办双月刊,后来又办月刊,都是根据经济状况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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