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欣赏阿里破译阿里文史之谜

古格王宫遗址的一处佛塔群。（摄影张延红） 本土发声破译文史之谜 古格王宫遗址红殿内的壁画，反映了阿底峡大师入藏等内容。（摄影/殷小俊） 迄今为止，当代人写阿里的图书，我所见者不下一二十本，从旁涉猎的更多，体裁也不限于文字，画册和纪录片都有，尤其摄影作品每见发表，从山水的奇异美到服饰的古典美，无不耀眼且养眼。须知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新疆代管时期，这一地区被重新“发现”以及“阿里热”延续二十年的部分成果，之密集推出，甚至可用“爆发式”来形容了。至于作者，来自不同行业领域，考古学家、藏学家有之，记者、援藏干部等公职人员有之，职业写手反倒不太多，共同特点是对阿里一见倾心并满怀惊奇的外来人。 所以当古格·次仁加布先生将《传奇阿里》书稿提交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时候，我的心情和表现用“迫不及待”形容没错：迫不及待作为第一读者看稿，迫不及待写下一篇小文忝为代序，题目就叫“且听本土发声”，意在检示自己也知会朋友，从前在哪些方面有过误读误解，本书作者怎样为之匡正纠偏，从而使我们对于阿里的认知深入一些，或者进一步接近真实。 这就说到初识阿里时，因为陌生而生发的诸多之“谜”，其中首推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格王国何以突然消亡。后来才知这一提问实属孤陋寡闻——先是格勒博士提醒说，“古格灭国记”在西方藏学界并非神秘事件，来龙去脉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教士信件里写着哪！继之中译本《魂牵雪域》出版，一众关注阿里的人通过此书得出印象：由于葡萄牙传教士的到来，末代古格王意欲改宗信仰，内部矛盾激化，终致灭亡。一时间，“导火索”论占了上风。 然而次仁加布先生不认同此说，遍查典籍文档，未见该时期传教士活动迹象记载，他认为这首先说明其影响甚微，不足以掀起改变历史进程的巨浪。那么古格何以终结，藏史或早有定论：“狮虎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这其中的前因后果说来话长：藏传佛教后弘期几百年间，噶举派率先开辟了神山冈仁波齐作为修行圣地，一派独大的势力久据古格和拉达克等西部西藏。后来局面有了变化，在古格王室支持下，以托林寺为首的多座寺庙归入新兴格鲁派麾下，从而引起拉达克王室不安。及至1618年，即传教士到来的前几年，末代古格王扎巴扎西德盛情邀来后藏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大师，弘法授徒，一住三年，所到之处，莫不顶礼，格鲁派传播达致高潮。由于格鲁派代表了前后藏政治势力的渗透，拉达克王森格朗杰深感威胁——拉达克仍为竹巴噶举传统领地，该派大师达仓不仅被奉为上宾，身为国王上师，同时负有辅政之责。“森格”是“狮子”，“达”是“虎”，被时人视为一对不可战胜的“狮、虎”组合。当这二人与古格内部反叛势力联起手来，正如历史的完成时：古格在劫难逃。 当然，一个政权的垮台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导致古格覆灭之因尚可继续讨论的话，那么，对另一段历史人事的考证，似可一锤定音了。 古格立国早期的拉喇嘛益西维（947—1019）是藏传佛教“上路弘法”的一面旗帜，经由后世多部藏文史书传扬，其舍身护法的故事深入人心：古格王益西维不仅自己舍弃王位出了家，还影响到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做了僧尼。当他与“黑衣大食”作战被俘后，面临或改宗信仰或以等身黄金赎身的选择，皆被坚拒，他还嘱托家人用赎金做聘金，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自己则从容赴义。 这个故事于后世被写进史书，不是一两本，是两位数的多种版本，以至于借助口碑，在西藏几乎尽人皆知。可是次仁加布注意到阿里人撰写的、成书年代更早的事主生平中，拉喇嘛益西维既从未参战，何来被俘？而是终其一生虔心事佛，寿终正寝于托林寺。于是以学者的严谨予以深究，查阅史籍不下二十部，厘清了故事原委，最终还原的史实是：主人公实为益西维侄孙维德，在与“竹夏”人作战时被俘，其弟江久维施救，等身赎金已筹集大部、仅差头部时，可惜功亏一篑，维德客死异乡。之后，阿底峡大师确由江久维迎请而来。 继续追问后世史家移花接木的动机，结论是，由于新兴格鲁派完成了政教一统，已将阿底峡尊为先哲祖师，借由拉喇嘛益西维名人效应，安排了大师轰轰烈烈的出场——一个壮烈，一个辉煌，相得益彰。翔实考证一似抽丝剥茧，把几百年里如何添枝加叶的“重构”演绎过程逐层揭示，看故事怎样渐渐丰满完整，终成传奇。 通过这一事件，还让我得知所谓“黑衣大食”原是“竹夏”，藏语习称的“竹夏”实为巴尔蒂斯坦，巴尔蒂斯坦古今别号“小西藏”，曾经归于吐蕃又游离开去，现属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竹夏人本与西藏人同文同种同信仰，16世纪时全面伊斯兰化。 对于古格之后两场战事的记述很有必要，也很到位，缘起，过程，结局，前因后果。至少在我，原先只知其大概，现在得以明晰，并且加深了对其意义的认识和对阿里人的感佩之情。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从拉达克手中收复阿里；另一次在1841年，抗击外敌入侵。都是保家卫国性质，都取得了胜利，不同处在于，前者以拉达克为敌，后者与拉达克结盟；前者是在古格灭亡半个世纪后，拉达克联合不丹等地的竹巴噶举派，欲以阿里为跳板，向西藏腹地的格鲁派发难。貌似宗派之争，然争夺属地属民，实与领土和世俗利益交关。这在当时也许还算是内部纠纷，可是联系到诸地后来的命运，收复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由此我们还“顺便”得知为时三百余年的阿里“噶尔本”机构，因何得到“帐篷政府”雅号，何以各有冬、夏驻地的噶尔雅莎和噶尔昆莎，就因为收复阿里的将军并做了阿里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甘丹才旺本是蒙古族，他把游牧人生活方式引进了官府。据说遍布阿里的千年城堡从那时起便被荒废，对此作者次仁加布难免遗憾。 待阿里收复，历经康乾盛世，拉达克作为大清藩属之地，与近邻阿里相安无事。却不料鸦片战争前后，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考验：印度境内具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查谟地区信奉锡克教的道格拉人——藏语称其为“森巴人”，先是攻占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继而入侵阿里。三地揭竿而起，不分佛教伊斯兰教、噶举派还是格鲁派，救亡时刻结成统一战线，历经浴血奋战，结局却是大不同：阿里保住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沦陷了。保住阿里的不光是英勇的阿里人，更是动员了整个西藏的力量，来自驻藏大臣、噶厦政府的意志和全体军民万众一心的信念。这在当时清政府抵御列强连遭败绩、无暇西顾之际，为维护国家统一，确保西南边陲无虞，得建如此奇功，实在了不起。西藏人民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值得全中国铭记。 次仁加布先生复述了森巴战争始末，将这一史迹彪炳史册，告知今人，同样成就了大功一件。这得益于他对所存档案原件不辞辛劳的查阅整理。关于同一场战争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个战场上的表现，近年间中国藏学出版社接连推出译著《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均有涉及，可以参看比较。总之，当笔者从中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怕之余是庆幸，尤其感念：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此欣赏阿里，畅言阿里，凭什么？若无当年的流血牺牲，恐怕不排除某种可能：阿里一如拉达克，迄今仍深陷克什米尔争端中——在国力衰弱的百多年前，类似的失地并非一例两例。 被历史选中，为阿里代言。这位出生于阿里的学者在《传奇阿里》中再现了一部古格兴衰梗概，包括介绍名人名刹及王统的篇什，同时也记述有民间生活。在此笔者想特别提到必读的两篇，一为对狩猎文化那一逝去风景的追记，二为源远流长的乡土神崇拜。二文忠实记录并本质反映了与高原人类生活史同样绵长、以山水崇拜为表征的自然观——永远守望于此的山川大地、自然万象，才是人类家园的真正主人。人生在世，无非过客，“借宿”期间，难免多有打扰，必得心存敬畏歉意；对天赐之物若有取用之需，必得经过准许，以感恩之心分享，而无权糟践，遑论占有。 感动之余，不禁想道，没错，我们都是“借宿者”。在发展进步已成主题的今天，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伴随着问题和危机纷至沓来，不由人不左顾右盼。在这种时候，重温古训，学会谦卑，从古已有之的思想资源里汲取，是否可以增益现代人的观念体系，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左上：古格王宫遗址。左下：曾经长期守护东嘎遗址的阿旺木兰老人。右上：东嘎石窟内的藻井式穹顶。右页下：托林寺内壁画上的金刚舞女形象。（摄影/范久辉） 古格王宫遗址处于象泉河畔、扎达“土林”地貌之中。（摄影/洛桑加措） 发掘阿里考古迭有发现 20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藏学界前辈、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到访阿里，面向古格的废墟群，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人们似乎看到荒原正从山谷以缓慢的速度坚定地攀缘而上，但又想在它光秃秃的黄色山峡上留下伟大过去的痕迹。” 许多年过去，历经阳光风雨剥蚀，虽然荒原有所扩展，但这片土地上“伟大过去的痕迹”依旧，并且已经和正在抖落尘埃；曾经的存在被发现和重新发现，被认识和重新认识；不因某些谜底的揭开而魅力稍逊，恰恰相反，更多史前未知如同迷蒙雾霭迎面而来，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和向往不减反增。 持续了数十年的“阿里热”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推波助澜者的考古业绩。起初有两支队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长时期与西藏和阿里的文物部门合作，与藏族考古工作者一起，发掘古格也发掘象雄，发掘几千上万年前的新、旧石器时代，不时从阿里的这里那里，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阿里古文明3000年来的空白被一点一点充填——地处古代南亚、中亚和中原的环围之中，多种文明交会之地，它的历史地理一定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历史地理之发现一定会让今人惊喜惊异惊诧，而事实上果真如此：何曾“化外”过，简直太“文化”！直到最近这些年，听说偶然发现了年代久远的丝绸，听说又有金面具重见天日，就连象雄都城穹隆银堡也传说成真，不是一处是两处，分别位于札达县达巴乡曲龙村和噶尔县门士乡的卡尔东，为此引发了业界争议，甚至吸引了非专业人士参与发现和讨论，可见热度不减，越发为其添加神秘光环。 后续跟进的考古队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们，他们是被同在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木寺前随葬有丝绸和茶叶的古墓地吸引而来。与西藏文物和阿里文化部门合作，对于这片古墓群包括曲踏墓地连续三年的发掘，以大量古象雄旧物的出土，上榜“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与“王侯”文字、鸟兽图案丝织品一道出土的疑似茶叶之物，是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吕厚远研究员确认的。2013年在阿里首府狮泉河镇召开“象雄文化论坛”，他出席并演示了利用茶叶中的植硅体和植钙体等微化石新技术的鉴定过程。丝绸和茶叶的发现意义重大，说明起码在1800年前，丝绸之路南下支线已然存在。继续往前追溯，古代交通的开辟或许更早，西部高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越过喜马拉雅天然屏障，两侧的人群就有了交往，连接中原内地的古道就已贯通。 根据次仁加布先生提供的线索，孢粉学家吕厚远研究员前往古格王城遗址一侧山地考察，希望证实传说中“国王米田”的存在，并希望借此可以发现旱稻产地的世界最高海拔纪录。相传这儿曾有一片稻田，所产之米专供王室享用。然而实验室分析结果，该地土壤中并未发现稻米孢粉及植硅体，传说还是传说。图为吕厚远研究员在两位当地人协助下采集土壤样品。 有时不免就想，考古工作者充当了“阿里热”先导角色，其实很寂寞很沉默，倒是我们这些尾随其后的人，记者、作家、艺术家和旅游者，亦步亦趋地跟进着，激赏着，喧哗着——或说“起哄”着，我自己就是。 从稍嫌功利的旅游眼光看来，阿里拥有多项极品级旅游资源，是上佳旅游目的地。其极品特质不只体现在哪一条山脉哪一座湖泊，哪一处遗址哪几样民俗风情，它其实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甚至超越了可见的存在，直达属于想象力所能及达的边际，或说是漫无边际。 科学发现冰期动物起源地 举凡以上种种，还只属于历史人文范畴，已是众所周知了。在这里，我很乐意传递来自另一领域的信息，理科的，更长时间尺度上有关阿里的自然科学发现。对于此地较大规模的考察始自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阿里分队来过， 从此多学科研究不曾间断。经由他们，我们得知了这一地区波澜壮阔的自然史，怎样由海洋而陆地而“世界屋脊”之“脊”；相关地理地貌地层的科学描述，从此与神话传说、与历史考古揭示的文化堆积相映生辉。另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间，大幅度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也在进行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几年前中美合作在阿里实施“西部西藏2500年以来气候变化”项目，属于环境考古内容，意在揭示从象雄到古格的文史兴衰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关联，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布氏豹头部复原（绘图/Mauricio Anton 提供/马丽华） 随着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拉萨挂牌、2007年该所在日土建立“阿里荒漠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标志着阿里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从此常态化、正规化。很荣幸，就在2012年夏季，我跟随青藏所的专家们出野外，亲见他们在纳木那尼、玛旁雍错和四条国际河流的源头，分别布设了自动气象站。这是一项国际计划的部分内容，监测环境变化现代过程，也是为了重建过往，预测未来。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札达土林。作为稀缺景观给予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独具的审美和旅游价值，但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它还是自然科学的天赐宝地，别具知性魅力。札达盆地沉积物——土林，厚达800米，曾在广袤湖水覆盖之下，沉积年龄距今610万年至40万年。鉴于札达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渐成科研竞技场，目前国内多个科研团队在此开展工作，听说至少有4个课题组对它进行了古地磁年龄测定，各自从沉积层中辨读信息，借以恢复本地区千百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重建高原隆升过程各时段。其中有丰富的古动物化石出土，让我们大开眼界：当年青藏队率先在土林中发掘到长颈鹿化石，后由中国地质大学发掘了三趾马化石，200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专业团队来了，与美国同行一起，多地点、多层位、多批量，主要集中于札达土林观景台下方一带，短短两年里就出土了二十多种动物化石，包括460万年前的三趾马、370万年前的披毛犀，等等。重要成果之一，是确认我们的札达盆地为北半球冰期动物的“摇篮”，故乡——现生动物雪豹和岩羊、绝灭动物披毛犀最原始的祖先类型化石，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本来藏羚羊的祖先，名叫“库羊”的，也一同出现在札达动物群中，只不过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更原始的化石，札达库羊于是成为藏羚羊早期演化史上的一环；本来分子生物学即DNA证实了牦牛、盘羊、藏野驴同样起源于高原，目前只差化石证据。为此，地层古生物学家邓涛等专家2011年发表在国际科学界顶级刊物美国《科学》杂志的论文《西藏札达盆地发现的最原始披毛犀揭示冰期动物群的高原起源》，以来自札达盆地的证据，一举修正了国际上流行很久的冰期动物“北极起源”假说，并使札达名满国际地学界。而阿里旅游资源中，又多出一张“冰期动物起源地”名片。 ——说到为什么欣赏阿里，也许每一过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就因未知太多，这一地区内涵的丰度广度和厚度深度，又通常在经验之外，从而能够持续地提供惊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理科研究者的前方，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惊奇在等待。 当年那位在阿里从事历史和艺术考古的先驱者，面向古格遗址赞叹了“伟大的过去”之后，又朝向未来望了一眼，这样写道： “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 最初读到这里还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说，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进而联想到，通过杜齐教授的愿景，显见前辈对于阿里再度复兴颇具先见之明，不过即使在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尽头，也未必预见得到今日盛世、盛事之盛，包括象雄文化节，包括各方学者齐集一堂，谈象雄，论古格，讲杜齐，还有三趾马和披毛犀。 十年前在札达土林观景台下出土的古生物遗存研究又有新进展。继雪豹、岩羊、披毛犀之后，就在最近三年里，从中相继确认了北极狐、豹鬣狗、豺和盘羊的祖先种。每有新成果发表，札达盆地总被重复提起，各路媒体纷纷冠之以冰期动物“摇篮”，称史前动物“走出西藏”说又添新证云云。除个别已灭绝物种外，幸存者的后裔如今广布于亚欧大陆、北美洲和北极圈，迁徙路线可真长，走得足够远。盘羊俗称“大头羊”，刚刚发现的祖先种命名为“喜马拉雅原羊”。 左上：最后披毛犀复原图。（绘图/Michael Long）右上：阿里古如甲木寺墓地出土的带有”王侯“图案的丝绸。下：2009年扎达三趾马化石发掘现场。（本页供图/马丽华） 阿里高原上的藏野驴。（摄影/洛桑加措） 从古格王宫遗址对面的强巴佛殿眺望象泉河谷，那是孕育了象雄文明和古格文明的母亲之河。（摄影卢海林） 古格王宫遗址的一处佛塔群。（摄影张延红） 本土发声破译文史之谜 古格王宫遗址红殿内的壁画，反映了阿底峡大师入藏等内容。（摄影/殷小俊） 迄今为止，当代人写阿里的图书，我所见者不下一二十本，从旁涉猎的更多，体裁也不限于文字，画册和纪录片都有，尤其摄影作品每见发表，从山水的奇异美到服饰的古典美，无不耀眼且养眼。须知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新疆代管时期，这一地区被重新“发现”以及“阿里热”延续二十年的部分成果，之密集推出，甚至可用“爆发式”来形容了。至于作者，来自不同行业领域，考古学家、藏学家有之，记者、援藏干部等公职人员有之，职业写手反倒不太多，共同特点是对阿里一见倾心并满怀惊奇的外来人。 所以当古格·次仁加布先生将《传奇阿里》书稿提交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时候，我的心情和表现用“迫不及待”形容没错：迫不及待作为第一读者看稿，迫不及待写下一篇小文忝为代序，题目就叫“且听本土发声”，意在检示自己也知会朋友，从前在哪些方面有过误读误解，本书作者怎样为之匡正纠偏，从而使我们对于阿里的认知深入一些，或者进一步接近真实。 这就说到初识阿里时，因为陌生而生发的诸多之“谜”，其中首推延续了六七百年的古格王国何以突然消亡。后来才知这一提问实属孤陋寡闻——先是格勒博士提醒说，“古格灭国记”在西方藏学界并非神秘事件，来龙去脉都在17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教士信件里写着哪！继之中译本《魂牵雪域》出版，一众关注阿里的人通过此书得出印象：由于葡萄牙传教士的到来，末代古格王意欲改宗信仰，内部矛盾激化，终致灭亡。一时间，“导火索”论占了上风。 然而次仁加布先生不认同此说，遍查典籍文档，未见该时期传教士活动迹象记载，他认为这首先说明其影响甚微，不足以掀起改变历史进程的巨浪。那么古格何以终结，藏史或早有定论：“狮虎结合导致了古格的灭亡”。这其中的前因后果说来话长：藏传佛教后弘期几百年间，噶举派率先开辟了神山冈仁波齐作为修行圣地，一派独大的势力久据古格和拉达克等西部西藏。后来局面有了变化，在古格王室支持下，以托林寺为首的多座寺庙归入新兴格鲁派麾下，从而引起拉达克王室不安。及至1618年，即传教士到来的前几年，末代古格王扎巴扎西德盛情邀来后藏扎什伦布寺四世班禅大师，弘法授徒，一住三年，所到之处，莫不顶礼，格鲁派传播达致高潮。由于格鲁派代表了前后藏政治势力的渗透，拉达克王森格朗杰深感威胁——拉达克仍为竹巴噶举传统领地，该派大师达仓不仅被奉为上宾，身为国王上师，同时负有辅政之责。“森格”是“狮子”，“达”是“虎”，被时人视为一对不可战胜的“狮、虎”组合。当这二人与古格内部反叛势力联起手来，正如历史的完成时：古格在劫难逃。 当然，一个政权的垮台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导致古格覆灭之因尚可继续讨论的话，那么，对另一段历史人事的考证，似可一锤定音了。 古格立国早期的拉喇嘛益西维（947—1019）是藏传佛教“上路弘法”的一面旗帜，经由后世多部藏文史书传扬，其舍身护法的故事深入人心：古格王益西维不仅自己舍弃王位出了家，还影响到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做了僧尼。当他与“黑衣大食”作战被俘后，面临或改宗信仰或以等身黄金赎身的选择，皆被坚拒，他还嘱托家人用赎金做聘金，前往印度迎请佛教大师阿底峡，自己则从容赴义。 这个故事于后世被写进史书，不是一两本，是两位数的多种版本，以至于借助口碑，在西藏几乎尽人皆知。可是次仁加布注意到阿里人撰写的、成书年代更早的事主生平中，拉喇嘛益西维既从未参战，何来被俘？而是终其一生虔心事佛，寿终正寝于托林寺。于是以学者的严谨予以深究，查阅史籍不下二十部，厘清了故事原委，最终还原的史实是：主人公实为益西维侄孙维德，在与“竹夏”人作战时被俘，其弟江久维施救，等身赎金已筹集大部、仅差头部时，可惜功亏一篑，维德客死异乡。之后，阿底峡大师确由江久维迎请而来。 继续追问后世史家移花接木的动机，结论是，由于新兴格鲁派完成了政教一统，已将阿底峡尊为先哲祖师，借由拉喇嘛益西维名人效应，安排了大师轰轰烈烈的出场——一个壮烈，一个辉煌，相得益彰。翔实考证一似抽丝剥茧，把几百年里如何添枝加叶的“重构”演绎过程逐层揭示，看故事怎样渐渐丰满完整，终成传奇。 通过这一事件，还让我得知所谓“黑衣大食”原是“竹夏”，藏语习称的“竹夏”实为巴尔蒂斯坦，巴尔蒂斯坦古今别号“小西藏”，曾经归于吐蕃又游离开去，现属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竹夏人本与西藏人同文同种同信仰，16世纪时全面伊斯兰化。 对于古格之后两场战事的记述很有必要，也很到位，缘起，过程，结局，前因后果。至少在我，原先只知其大概，现在得以明晰，并且加深了对其意义的认识和对阿里人的感佩之情。一次在20世纪80年代，从拉达克手中收复阿里；另一次在1841年，抗击外敌入侵。都是保家卫国性质，都取得了胜利，不同处在于，前者以拉达克为敌，后者与拉达克结盟；前者是在古格灭亡半个世纪后，拉达克联合不丹等地的竹巴噶举派，欲以阿里为跳板，向西藏腹地的格鲁派发难。貌似宗派之争，然争夺属地属民，实与领土和世俗利益交关。这在当时也许还算是内部纠纷，可是联系到诸地后来的命运，收复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由此我们还“顺便”得知为时三百余年的阿里“噶尔本”机构，因何得到“帐篷政府”雅号，何以各有冬、夏驻地的噶尔雅莎和噶尔昆莎，就因为收复阿里的将军并做了阿里第一任行政长官的甘丹才旺本是蒙古族，他把游牧人生活方式引进了官府。据说遍布阿里的千年城堡从那时起便被荒废，对此作者次仁加布难免遗憾。 待阿里收复，历经康乾盛世，拉达克作为大清藩属之地，与近邻阿里相安无事。却不料鸦片战争前后，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考验：印度境内具有帝国主义背景的查谟地区信奉锡克教的道格拉人——藏语称其为“森巴人”，先是攻占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继而入侵阿里。三地揭竿而起，不分佛教伊斯兰教、噶举派还是格鲁派，救亡时刻结成统一战线，历经浴血奋战，结局却是大不同：阿里保住了，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沦陷了。保住阿里的不光是英勇的阿里人，更是动员了整个西藏的力量，来自驻藏大臣、噶厦政府的意志和全体军民万众一心的信念。这在当时清政府抵御列强连遭败绩、无暇西顾之际，为维护国家统一，确保西南边陲无虞，得建如此奇功，实在了不起。西藏人民由此做出的历史贡献，值得全中国铭记。 次仁加布先生复述了森巴战争始末，将这一史迹彪炳史册，告知今人，同样成就了大功一件。这得益于他对所存档案原件不辞辛劳的查阅整理。关于同一场战争在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两个战场上的表现，近年间中国藏学出版社接连推出译著《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和文化》《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均有涉及，可以参看比较。总之，当笔者从中了解到这段历史，后怕之余是庆幸，尤其感念：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此欣赏阿里，畅言阿里，凭什么？若无当年的流血牺牲，恐怕不排除某种可能：阿里一如拉达克，迄今仍深陷克什米尔争端中——在国力衰弱的百多年前，类似的失地并非一例两例。 被历史选中，为阿里代言。这位出生于阿里的学者在《传奇阿里》中再现了一部古格兴衰梗概，包括介绍名人名刹及王统的篇什，同时也记述有民间生活。在此笔者想特别提到必读的两篇，一为对狩猎文化那一逝去风景的追记，二为源远流长的乡土神崇拜。二文忠实记录并本质反映了与高原人类生活史同样绵长、以山水崇拜为表征的自然观——永远守望于此的山川大地、自然万象，才是人类家园的真正主人。人生在世，无非过客，“借宿”期间，难免多有打扰，必得心存敬畏歉意；对天赐之物若有取用之需，必得经过准许，以感恩之心分享，而无权糟践，遑论占有。 感动之余，不禁想道，没错，我们都是“借宿者”。在发展进步已成主题的今天，现代文明的种种好处伴随着问题和危机纷至沓来，不由人不左顾右盼。在这种时候，重温古训，学会谦卑，从古已有之的思想资源里汲取，是否可以增益现代人的观念体系，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左上：古格王宫遗址。左下：曾经长期守护东嘎遗址的阿旺木兰老人。右上：东嘎石窟内的藻井式穹顶。右页下：托林寺内壁画上的金刚舞女形象。（摄影/范久辉） 古格王宫遗址处于象泉河畔、扎达“土林”地貌之中。（摄影/洛桑加措） 发掘阿里考古迭有发现 20世纪世纪二三十年代，藏学界前辈、意大利学者杜齐教授到访阿里，面向古格的废墟群，留下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人们似乎看到荒原正从山谷以缓慢的速度坚定地攀缘而上，但又想在它光秃秃的黄色山峡上留下伟大过去的痕迹。” 许多年过去，历经阳光风雨剥蚀，虽然荒原有所扩展，但这片土地上“伟大过去的痕迹”依旧，并且已经和正在抖落尘埃；曾经的存在被发现和重新发现，被认识和重新认识；不因某些谜底的揭开而魅力稍逊，恰恰相反，更多史前未知如同迷蒙雾霭迎面而来，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兴趣和向往不减反增。 持续了数十年的“阿里热”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为推波助澜者的考古业绩。起初有两支队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学历史系，长时期与西藏和阿里的文物部门合作，与藏族考古工作者一起，发掘古格也发掘象雄，发掘几千上万年前的新、旧石器时代，不时从阿里的这里那里，发现了这个，发现了那个，阿里古文明3000年来的空白被一点一点充填——地处古代南亚、中亚和中原的环围之中，多种文明交会之地，它的历史地理一定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历史地理之发现一定会让今人惊喜惊异惊诧，而事实上果真如此：何曾“化外”过，简直太“文化”！直到最近这些年，听说偶然发现了年代久远的丝绸，听说又有金面具重见天日，就连象雄都城穹隆银堡也传说成真，不是一处是两处，分别位于札达县达巴乡曲龙村和噶尔县门士乡的卡尔东，为此引发了业界争议，甚至吸引了非专业人士参与发现和讨论，可见热度不减，越发为其添加神秘光环。 后续跟进的考古队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们，他们是被同在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木寺前随葬有丝绸和茶叶的古墓地吸引而来。与西藏文物和阿里文化部门合作，对于这片古墓群包括曲踏墓地连续三年的发掘，以大量古象雄旧物的出土，上榜“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与“王侯”文字、鸟兽图案丝织品一道出土的疑似茶叶之物，是由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吕厚远研究员确认的。2013年在阿里首府狮泉河镇召开“象雄文化论坛”，他出席并演示了利用茶叶中的植硅体和植钙体等微化石新技术的鉴定过程。丝绸和茶叶的发现意义重大，说明起码在1800年前，丝绸之路南下支线已然存在。继续往前追溯，古代交通的开辟或许更早，西部高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越过喜马拉雅天然屏障，两侧的人群就有了交往，连接中原内地的古道就已贯通。 根据次仁加布先生提供的线索，孢粉学家吕厚远研究员前往古格王城遗址一侧山地考察，希望证实传说中“国王米田”的存在，并希望借此可以发现旱稻产地的世界最高海拔纪录。相传这儿曾有一片稻田，所产之米专供王室享用。然而实验室分析结果，该地土壤中并未发现稻米孢粉及植硅体，传说还是传说。图为吕厚远研究员在两位当地人协助下采集土壤样品。 有时不免就想，考古工作者充当了“阿里热”先导角色，其实很寂寞很沉默，倒是我们这些尾随其后的人，记者、作家、艺术家和旅游者，亦步亦趋地跟进着，激赏着，喧哗着——或说“起哄”着，我自己就是。 从稍嫌功利的旅游眼光看来，阿里拥有多项极品级旅游资源，是上佳旅游目的地。其极品特质不只体现在哪一条山脉哪一座湖泊，哪一处遗址哪几样民俗风情，它其实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历史地理，甚至超越了可见的存在，直达属于想象力所能及达的边际，或说是漫无边际。 科学发现冰期动物起源地 举凡以上种种，还只属于历史人文范畴，已是众所周知了。在这里，我很乐意传递来自另一领域的信息，理科的，更长时间尺度上有关阿里的自然科学发现。对于此地较大规模的考察始自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阿里分队来过， 从此多学科研究不曾间断。经由他们，我们得知了这一地区波澜壮阔的自然史，怎样由海洋而陆地而“世界屋脊”之“脊”；相关地理地貌地层的科学描述，从此与神话传说、与历史考古揭示的文化堆积相映生辉。另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间，大幅度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也在进行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几年前中美合作在阿里实施“西部西藏2500年以来气候变化”项目，属于环境考古内容，意在揭示从象雄到古格的文史兴衰与气候环境变化之间的关联，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布氏豹头部复原（绘图/Mauricio Anton 提供/马丽华） 随着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拉萨挂牌、2007年该所在日土建立“阿里荒漠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标志着阿里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从此常态化、正规化。很荣幸，就在2012年夏季，我跟随青藏所的专家们出野外，亲见他们在纳木那尼、玛旁雍错和四条国际河流的源头，分别布设了自动气象站。这是一项国际计划的部分内容，监测环境变化现代过程，也是为了重建过往，预测未来。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札达土林。作为稀缺景观给予的视觉冲击力，让我们充分认识到它独具的审美和旅游价值，但在我们的想象力之外，它还是自然科学的天赐宝地，别具知性魅力。札达盆地沉积物——土林，厚达800米，曾在广袤湖水覆盖之下，沉积年龄距今610万年至40万年。鉴于札达盆地在青藏高原隆升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渐成科研竞技场，目前国内多个科研团队在此开展工作，听说至少有4个课题组对它进行了古地磁年龄测定，各自从沉积层中辨读信息，借以恢复本地区千百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重建高原隆升过程各时段。其中有丰富的古动物化石出土，让我们大开眼界：当年青藏队率先在土林中发掘到长颈鹿化石，后由中国地质大学发掘了三趾马化石，200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专业团队来了，与美国同行一起，多地点、多层位、多批量，主要集中于札达土林观景台下方一带，短短两年里就出土了二十多种动物化石，包括460万年前的三趾马、370万年前的披毛犀，等等。重要成果之一，是确认我们的札达盆地为北半球冰期动物的“摇篮”，故乡——现生动物雪豹和岩羊、绝灭动物披毛犀最原始的祖先类型化石，就是在这里找到的。本来藏羚羊的祖先，名叫“库羊”的，也一同出现在札达动物群中，只不过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更原始的化石，札达库羊于是成为藏羚羊早期演化史上的一环；本来分子生物学即DNA证实了牦牛、盘羊、藏野驴同样起源于高原，目前只差化石证据。为此，地层古生物学家邓涛等专家2011年发表在国际科学界顶级刊物美国《科学》杂志的论文《西藏札达盆地发现的最原始披毛犀揭示冰期动物群的高原起源》，以来自札达盆地的证据，一举修正了国际上流行很久的冰期动物“北极起源”假说，并使札达名满国际地学界。而阿里旅游资源中，又多出一张“冰期动物起源地”名片。 ——说到为什么欣赏阿里，也许每一过客会有不同答案，在我看来，就因未知太多，这一地区内涵的丰度广度和厚度深度，又通常在经验之外，从而能够持续地提供惊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文理科研究者的前方，还会有许许多多的惊奇在等待。 当年那位在阿里从事历史和艺术考古的先驱者，面向古格遗址赞叹了“伟大的过去”之后，又朝向未来望了一眼，这样写道： “虽然他们要经受艰难困苦，但古格会成为世界上最漂亮和最健康的地方之一。” 最初读到这里还有些困惑，不知道他为何要这样说，现在似乎有些明白了。进而联想到，通过杜齐教授的愿景，显见前辈对于阿里再度复兴颇具先见之明，不过即使在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尽头，也未必预见得到今日盛世、盛事之盛，包括象雄文化节，包括各方学者齐集一堂，谈象雄，论古格，讲杜齐，还有三趾马和披毛犀。 十年前在札达土林观景台下出土的古生物遗存研究又有新进展。继雪豹、岩羊、披毛犀之后，就在最近三年里，从中相继确认了北极狐、豹鬣狗、豺和盘羊的祖先种。每有新成果发表，札达盆地总被重复提起，各路媒体纷纷冠之以冰期动物“摇篮”，称史前动物“走出西藏”说又添新证云云。除个别已灭绝物种外，幸存者的后裔如今广布于亚欧大陆、北美洲和北极圈，迁徙路线可真长，走得足够远。盘羊俗称“大头羊”，刚刚发现的祖先种命名为“喜马拉雅原羊”。 左上：最后披毛犀复原图。（绘图/Michael Long）右上：阿里古如甲木寺墓地出土的带有”王侯“图案的丝绸。下：2009年扎达三趾马化石发掘现场。（本页供图/马丽华） 阿里高原上的藏野驴。（摄影/洛桑加措） 从古格王宫遗址对面的强巴佛殿眺望象泉河谷，那是孕育了象雄文明和古格文明的母亲之河。（摄影卢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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