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研究价值困惑与现代性难题延安文艺与

2012年5月16日至19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史哲》杂志社和延安大学文学院，在西安和延安两地召开了“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和全国高校、科研学术单位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自由争鸣。

一、延安文艺与中外文学传统

延安文艺如何面对“五四”文学传统？如何解答“启蒙”的难题？这是延安文艺研究中不可绕过的重大问题。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从毛泽东对改造“家庭”的态度入手指出，在毛泽东看来，“五四新文化”的经验依然是改造家庭、教育农民的重要资源。毕海（中央民族大学）、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认为，重新检讨、继承和改造“五四”文艺和文化是延安理论界发起和展开“民族形式”论争的核心问题。“民族形式”的创制是对“五四”文学的超越，构成了“新”文学的起点。田刚（陕西师范大学）聚焦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鲁迅”，指出这次会议凸显出的是以个性为旨归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与集体的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潘磊（郑州大学）指出，吴玉章借鲁迅的权威地位来为边区新文字运动的推行寻找合理性证明。但鲁迅关于新文字的思想和以吴玉章为代表的边区新文字运动既有联系，又有着诸多的不同。张钊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也尖锐地指出，鲁迅的文艺观，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达的意见，明显有不一致的地方。张春田（香港科技大学）认为，延安的戏剧改革是在继承晚清以降知识分子对于戏剧的功能、作用与形式的探索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时空和时代精神所作的一种突破。张克则认为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的规训过程，实则是借由“法、术、势”的法家智慧和“阶级话语”系统对鲁迅“奴隶话语系统”的改写。郭国昌（西北师范大学）关注的是高尔基的“符号化”。他指出，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当毛泽东作为解放区“文艺权威”确立以后，作为“文学旗手”，高尔基的形象也迅速走向了消解。王贵禄认为延安时期是左联以来大众化运动的真正收获期。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则认为，延安时期奠定了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的制度，更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确立了总体方向。

二、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

张炯（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在相当的意义上，延安文艺为后来新中国文艺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通过对柳青的《种谷记》和《创业史》的接受研究，陈思广（四川大学）发现，《种谷记》得与失的接受与反思，成为柳青《创业史》写作实现突破的思想起点。张立群（辽宁大学）发现1950年代新诗对延安诗歌的“继承”和非整体性的延续与“一体化”的展开之间俨然构成了“对应关系”。张炼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重新梳理了从“新秧歌运动”所代表的“延安文艺”到“样板戏”所标志的“文化大革命”这数十年间的革命大众文艺改造运动。阎开振（湛江师范学院）对沈从文与延安文学传统之关系的揭示，展露了一位作家不为人所知的思想改造历程。王俊虎（延安大学）详细探究了陕西文学对延安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江腊生则探析了延安文艺对知青文学、打工文学的深刻的精神影响。学者们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在方法上还表现出“长时段”的倾向。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选择“文学与政治的纠葛”展现年政治权力和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黎活仁（香港大学）详细地揭示了福本主义对中国文艺政策的影响。张钧（中山大学）则考察了“读者”这一概念从“五四”到“延安”的演变。阎浩岗（河北大学）力避陈说，从理论层面重新阐释了“高于生活”及“理想人物塑造”理论。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以革命话语中的“家庭伦理”为研究对象，揭示了革命话语对家庭伦理的重构及其忽略人性、人道的乌托邦本质。林霆（天津师范大学）指出，正是通过将农村新旧权力之争转换为两条道路之争，中国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才在悄然之间将乡村权力话语转化为阶级斗争话语。魏巍则深入剖析了解放区小说与十七年小说中的“大团圆”意识。许多学者还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为例，从某一侧面揭示延安文艺对十七年文学的影响。吴进认为成熟的柳青文体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激情”。李军从“身体”的角度剖析了电影《暴风骤雨》的叙事策略。丛新强（山东大学）从“朱老忠为什么不复仇”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解读了《红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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