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海忆上海想念上海

我每年总要到上海走一遭，时间是清明时节，在朋友家住上一阵，可长可短，各处走走，寓休息与游览于合一，这是我一年中很快慰的一段时间。

来上海，第一件事是看望老友。先是看王元化老兄，他虽见衰老，但精神甚佳，谈吐之健仍如往日。他的文章，融文史哲于一炉，寓意深长，每有创见，堪称学界之翘楚。他孜孜不倦的状态，使我想起了往日的许多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卷》时，我和他曾共同工作过相当时日，他的对条目撰写要求之严格，目光之犀利，表现出的文学知识和哲学修养的精堪，使我钦佩不止。然而最使人感动的一件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所谓“反胡风”事件中的一件，当时他已被当作“胡风分子”监管起来，到将要结案时，主管人告诉他，只要他的“立场”转过来，承认并批判胡风是“反革命”，他便可以不戴帽子，恢复自由，否则便以“胡风分子”论处。他很快就回答：“我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就这样，他被戴上帽子达二十多年。但是他毫不后悔，他以无畏的人格精神卫护了自己圣洁的灵魂，所说“大写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人，在暴力面前，一切胆怯者、苟且偷生者、软骨虫都会望而却步以至发抖，而他却敢于说出别人所不敢说的真话。这段历史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却永远不会在熟悉他的朋友的记忆中消失。如今我看到他，他安详地坐在椅子上，同我娓娓交谈，谈的都是现在的事，但是我从他的神情中，从他脸颊的皱纹里，仿佛还看到了他往日的苦难和不屈的神态。

我走在华东师大校园内，见到了徐中玉、钱谷融两位久经风霜的学者、老教授，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先后受到种种磨难，如今见到他们已白发苍苍，但依然谈笑自若，精神矍铄。钱老虽已高龄，读书甚勤，还不时写些文章。当年他提出“文学即人学”的命题被无理批判，以后钱老的事得到了平反改正，但徒然给了他不小的伤害。至于徐老的冤屈事更不必说。这次会见，重在欢叙，自然不会再涉及那些往事的伤痛。

继而走访了李子云，她身体欠佳，幸而调理有方，行动依然自如。她是位巧工能匠的评论家，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她笔下可以写得栩栩灵动，丝丝入扣，说理心平气和又理络井然，我是一直很钦佩的。这几年她改弦易辙，写起人物回忆的散文来，文字俊逸幽峭，人物翕然而萌动，我看这是个好算计。

我青年时代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书店退休的老人在上海的不少，我每次来沪都要与他们聚会一次，问安畅谈。书店当年设在上海福州路，如今我走在福州路上，路面未见加宽，房屋建筑变动也不大，多了一个“书城”，庞然大物，巍然屹立，这是最大的变化。回想起当年在生活书店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小青年，因蒙受救亡运动的影响，对书店的出版物中鼓吹抗战的言论十分敬佩，自觉到自己是站在抗日的岗位上而兴奋不止。书店的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张仲实等，是我最敬重的前辈，他们的道德文章，办事业认真不苟的精神鼓舞着我对工作的积极性与勤奋性。抗战后，我调往内地，到1941年因内地书店均为国民党所封闭而调回上海，当时上海还是“孤岛”，生活书店用兄弟图书公司的招牌，在福州路设立了门市，我就在那里工作。如今旧地重游我先瞻仰先前生活书店在福州路复兴里的所在地，房屋大体依稀可辨，只因改装了样子而有些陌生了。福州路378号的兄弟图书公司原地，至今已不见这个狭小的门面，已经和边上的一家商店打通合并在一起了。不过那块土地是不会变动的，我站在那里徘徊多时，这是我青年时代起逗留的地方，是我身在外乡异地而一直怀念萦回的地方，我在这里仿佛是寻找我的母亲一样，如今一个游子回来了，在你身边停留片刻，一切往事都涌上我的心头，我要问你安好，我要带回对你的这片感情于生活的永久。

我走在重庆南路上，这是当年的吕班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生活书店在上海复业的地方，吕班路6号，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门牌号，它横亘在淮海中路偏南一点的口子上。这里曾吸引过无数的读者，也招来了不少鹰犬对书店来往人员的钉梢。这里曾是文化人聚集交谈的地方，郑振铎、傅雷、沈志远、金仲华等人是常客，这里也曾经是来自苏北和山东解放区人员到上海来采办物资等事项所驻足之处。至1947年后，政治局势恶化，书店不得不被迫收束。今日我行走在重庆南路街头，仰视天空，无限晴好，环顾四周，人烟辐辏，我只觉得这一边正失去了什么，我想去追寻，无奈一阵的大车隆隆而过，压碎了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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