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假税在汉代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也谈“假税”在汉代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郭开农《文史哲》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载了赵俪生先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一文，读后受益匪浅，颇有启发。但对于文中“国家赋税(田租、口赋)总收入跟国家租佃土地上的假税总收入的比例是一比二(强)”的说法，不敢苟同。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点初浅认识，以向赵俪生先生请教。不可否认，汉代的“公田”，即国有土地，一度是比较多的。从文献材料来看，自西汉中期以后，有关“假民公田”的诏令不少。当时，封建国家凭借这“公田”上的“假税”，确实也扩充了税源，增加了国库收入。所以，当文学们提出“罢公田”的主张时，桑弘羊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绝其源、杜其流，使上下蒙受困乏的下策①。但是，汉代的“假税”是否“庞大”到国家其他赋税总收入的二倍?这是关系到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形态，究竟以土地国有制为主导，抑或以土地私有制为主导的重大问题。因此，很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太平御览》卷627引桓谭《新论》说：“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依照赵俪生先生的意见，要推测“假税”与“田租、口赋”的比重，当从桓谭《新论》这一材料上去“下功夫”，这个论断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指出了新的探讨途径，对深入研究“假税”是有好处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对这条材料的理解上却产生了歧异。赵先生说：“宣帝时，‘田租，口赋’总收入的数据是；C余万万钱，‘少府所领园池作务’总收入的数据是83万万钱”。很显然，在这里他是把“百姓赋敛”解释为“田铂、口赋o·两项，而将“少府所领园池作务”，则统统归之为“假税”一项，才得出了“田租，口赋”与“假税”的比例是一比二强的结论，从而引申出“汉代国有土地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断想。这样解释桓谭《新论》的材料，未免考虑欠周。首先，“少府所领园池作务”总收入的八十三万万钱，不能仅仅看成是“国家租佃土地上假税的总收入”，还当包括“作务”，即宫府手工业，乃至“市片租税”等其他末业税的收入。实际上，恐怕连“水衡”、“大农”等部门掌管的部分收入都囊括在内，才有可能形成这样庞大的数字。从一些史迹来看，除“作务”之入以外，当时有些与“公田”租佃无关的税收，也届少府掌管。如王莽始建国二年下令；“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②，便是例证；人民到名山大泽进行捕渔，采摘、刈取，只是根据其所得的数量向少府纳税，从广义上说，尽管也可称之为“假税”的一种，然而，它与垦辟“公田”，或“公田”租佃毫无关系。所以，将少府所领的八十三万万钱，都视作“租佃”土地上的“假税”，是不符合史实的。这方面，只要细察少府的属官及其职掌，便可得到说明，无需赘述。其次，“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也不能如赵先生那样视为“田租、口赋”的总收入数。在我们看来，这“四十余万万”当指中央大司农实际掌握的“赋敛”数据；同时，它不仅仅包括了“田租。口赋”这两项的收入，“算赋”之入也当包括在内。大家熟知，在西汉，除“口赋”之外，“算赋”也是按丁口征收的法定常制赋目之一。凡成年男女都得交纳算赋，赋额为一百二十钱。如据卫宏《汉旧仪》门：“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山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以供车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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