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
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从新闻教育改革谈起
最近我在阅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老院长罗列同志的口述历史,发现他在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大学人民学院新闻系即将建立的时候发愁于不知道四年时间该给学生安排什么课程。而如今时隔60多年,现在很多学院院长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但其中不同之处就是不知道该不上什么课程而发愁,毕竟现在课程越来越多。那么,现在有很多教学改革从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都提出了很好的思考,形成了各自风格不同与特点不同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是值得肯定的。而对我而言,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即如果你想做一个高端的新闻人才,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
但凡对中国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起到重要启发作用的著名评论作品,都或多或少表现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精准或者是有历史思维的厚重深刻。这更加让我坚信高端新闻人才的培训还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突出这个特点。
具体方法可以采用列课外书的方式、或者是在相关课堂上给学生加强这方面的素养、以及直接增加此类课程的设置等等。
加强文史哲基础学科的训练,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准确地发现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以提供客观的解决思路的重要途径。这是媒体从业者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无论媒体技术如何发展,无论媒介的传播方式如何改变,传播目的与传播精神应该是具有传承性的。
新闻选择需要价值的理性判断,如何报道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社会生活,是检验记者和编辑的基本问题。如今做新闻实务的人面临的第一个关口就是选题,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甄别和分析报道,这是对新闻记者从业的第一个考验。
哪些能够成为新闻,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一个素养。很多人提出在新闻的选择上没有多少自主权,但是反观有自主权的那些领域,媒体是否又做得完美呢?因为我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也一定是党和政府所支持报道的事情。
比如1982年年轻的记者艾丰从绿化带水管漏水看到了人们对水资源的浪费,写下了《水,让我重新认识你》的文章,让人们从一个司空见惯的城市现象中发现城市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最早关注并提出了节约用水这个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很多,关键在于记者能否发现或是否有勇气把它呈现在媒体上。媒体自下而上反映有价值的问题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新的参考,也是我们媒体的优良传统。
比如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过程中冒着风险的真实报道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了重要的贡献等等事例。目前部分媒体表现出来的浮躁,随大流迎合读者并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有一些是记者的基本素养问题,所以需要加强文史哲的基本学科的训练,增强记者素养,找准社会发展的定位、方向和目标,并在这场大变革中积极发挥媒体的正能量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媒体不仅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反映者、记录者,更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方向的预告者与预警者。
二、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分析能力
客观事物纷繁复杂,对其分析和判断常常因人而异,但总有一些分析是非常深刻和具有历史价值的。记得在“二战”后期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很多记者都参与了这次报道,当然只有一个记者的报道穿越时空被我们记住,那就是路透社一个天生独臂的记者,他的报道大部分是和其它记者一样,讲的诺曼底登陆是如何悲惨。但是在最后一句话的评论中显示出了他文史哲的功底:“部队下士结实的一推,……我在诺曼底登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结束了。”直到二战结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首往事的时候特意提到了这篇伟大的报道,称给二战中遭受战火肆虐的人以巨大的安慰,而他对诺曼底性质的分析则显示出他不平凡的判断能力,这种判断能力绝不是技术的作用,而是对军事学、历史学、哲学上的综合分析而得出的。所以,我们记者的报道在分析提供大量正确信息的时候,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而现在很多记者是缺乏这种能力的,很多记者在分析问题上不能为社会提供正能量,却是在迎合读者和社会的不良情绪,这看似公正,貌似替弱势群体说话却将政府、学校、司法等报道对象置于错误批判的地步;甚至现在有人说最大的弱势群体已经成为政府了。因此,记者在考虑一个问题时更应该思考得更深一些,所以在当下我们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予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进行的伪舆论监督,在一点一滴的增加社会的负面情绪和社会政府的负担。这方面的东西恰恰也是我们需要进行文史哲方面的训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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