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人才培养也要从娃娃抓起

人们都知道，培养音乐人才，哪怕只是让孩子受一些音乐的熏陶，而还不是培养专门的音乐专业人才，也是需要从儿童时期开始。如让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一般是5、6岁或6、7岁开始的，而不可能是到了高中甚至是大学，再让学生从头开始学习钢琴、小提琴，当然，也有人是到大学才喜欢钢琴、小提琴，但这些学习者往往会感到学习比较难，提高比较慢，效果也差。学习绘画，学打乒乓球，也是这样。

音体美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娃娃抓起”。文史哲的人才培养，其实也是一样。可以说，这是文史哲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阅读民国学人传记时，就可以看到，他们多是自少年起即大量阅读。而且，所读的大都是中国文化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著作。如梁启超4岁时，他的祖父就给他讲授《四书》、《春秋》、《诗经》。6岁时梁启超读完了“五经”。刘师培在母亲的教授下，他8岁就开始学《周易》，12岁读完四书五经。胡适10岁前，已经读了《孝经》、《小学》、《论语》、《孟子》、《诗经》，《尚书》、《易经》、《礼记》。钱玄同不满4岁就站在祖父的书桌前认字背书，8岁时受业于董寿初，能背诵《说文》部首，初习反切四声。9岁时读完五经。傅斯年6岁入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历史学家吕思勉8岁时，母亲开始给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他的父亲又给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朱光潜从6岁到14岁，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顾颉刚3岁时，母亲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四岁时叔父教他读司空图《诗品》，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了。钱基博9岁读完了《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而且皆能背诵。张舜徽幼学时期，他的父亲用王氏的《文字蒙求》教他识字，对文字学便已有了兴趣。15、6岁时，看完段氏《说文注》、王氏《说文释例》和郝氏《尔雅义疏》。夏丏尊10岁前读了《左传》、《诗经》、《礼记》。历史学家周一良8岁在家塾读书，学习《孝经》、《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和《左传》。文史学家程千帆十几岁时，跟伯父学习，读了《诗经》、《左传》、《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叶嘉莹4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就随家庭教师读《论语》。缪钺5岁时开始认字，7、8岁阅读并背诵《论语》、《孟子》。霍松林3岁起随其父认字读书，12岁前已熟读“四书五经”。

这些文史学者童年、少年所读的这些著作，对他们后来的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文史知识的学习，是需要这些著作作为基础的。对此，金克木在《书读完了》一文中有精彩的论述。金克木指出：“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则说是必备的知识基础。”并进一步解释说：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等。”金克木提出，“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和《庄子》等。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要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学人，童年少年时期所读的那些书籍，基本上是金克木所讲的，是“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的书籍。这些书，是需要尽早阅读的。

许多学者都讲到，自己小时所读的书籍，对自己日后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价值。园林学家陈从周讲，他在私塾时学习了《幼学琼林》，“书中有许多人物传略、历史、地理常识等。那时我虽然不完全懂得其中的内容，但总觉得音节很美，上口容易，我就天天背诵，长大后就豁然贯通了。”“想不到就是这本《幼学琼林》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及园林艺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它是一本最概括的索引。要不是我孩提时代背熟了这本书，长大后需要检索类书就十分不方便了。”文艺理论家敏泽讲：“童蒙时期的心灵，像一张纯净无尘的白纸。他在此时所习所学，常常永生刻在他的心灵上，与他的生命相始终。……尽管早年我所背诵过的东西，并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但由于儿时的记忆特强，这些背诵过的东西到后来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理解力的提高，以往不理解的东西理解了，并且像刻在心上一样忘不了，可以烂熟于心地背诵，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真可以说是受用无穷。凡我幼时读过的古书，几乎都可以召之即来，想到就用，不必临时一一去查书，那句话出自哪本书，以及哪本书的哪一章等等，真是方便无比。”又说：“成年以后的学习生涯中，有些看过的东西也很想把它们背诵并记下来的，却常常力不从心，当时即使背过了，很快又会忘掉，远远无法达到和儿时背诵过的东西那样记得牢靠。”哲学家张世英也认为，治学最基本的功底，主要是靠青少年时期所下的工夫来奠定的。他说：“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体会：中小学期间背诵的古典诗文，特别能铭记在心，终身难忘，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以后的研究和工作。就以我这样一个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我现在的写作还受益于中小学期间所背诵的古典诗文。所以我特别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凡属基础性的东西必须念得熟透。这是治学的根基。根基会影响枝叶的末端。青少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打好基础，以后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治学，必然捉襟见肘，难以达到左右逢源的境地；所写作品，往往内容枯燥，语言干瘪，不符合人文学科作品的要求。”“现买现卖的东西，放到文章里，终觉不是出自肺腑，未免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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