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与我的学术生涯

山东大学位于美丽的青岛海滨，如诗如画的校园浸沉在浓郁的学术氛围中，令每一个步入山大的学子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1955年9月初，我考入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正值山东大学第二个黄金时代的中期，人文荟萃，名流如云。文理各系科均实力雄厚，名扬遐迩；尤以“文史见长”，誉满海内外。即以我所在的中文系而论，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殷孟伦、殷焕先、高兰诸教授均学富五车，名扬天下，历史系的杨向奎、童书业等八大教授亦著作等身，卓然大家，副校长吴富恒、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吴大琨、外文系的黄嘉德教授等均是国内的一流学者。

这些大师的名字虽然如雷贯耳，但其学术成就学生们并不了解，而展示山东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水平和教授们学术风采的窗口就是《文史哲》。

《文史哲》创刊于1951年5月，是建国后创刊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与先后创刊的《新建设》(北京)、《学术月刊》(上海)鼎足而三，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很大。我还记得，每期《文史哲》一出版，我们便去阅览室看，为了阅读的方便，有时还到山大书亭去买。这次你出钱，下次我出钱，轮流坐庄，买回来后，大家轮流拜读。我们对《文史哲》上刊发的文章都采取仰视的态度，对其作者更是崇拜有加。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对历史系的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等先生十分敬重，对其学术也有肤浅的了解，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经常在《文史哲》上露面。《文史哲》还经常发一些关于重大学术问题探讨性的文章，如古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亚细亚生产方式、《红楼梦》评论、鲁迅研究、古代哲学等等，《文史哲》上的这类文章，也经常成为大学生们议论的话题。虽然有些问题(如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专业性、学术性很强，我们这些大学生并不完全理解，却常为某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

一

学生时代，我的学习兴趣比较广泛，于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语言学都非常喜爱。一年级下学期，萧涤非先生为我们年级讲授“中国文学史”中的两汉部分，给我们布置了一次作业，我写了《从〈妇病行〉的标点谈到这首诗的理解问题》，不同意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中对《妇病行》标点的处理。余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当时年幼无知，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写文章与余先生商榷。萧先生看了我的作业，以为文章有新意，推荐此文参加山东大学1956年“五四”学生科学论文评选，获优秀论文乙等奖；二年级我又写了《论古诗十九首的思想与艺术》，也是经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萧涤非教授推荐，获得第二届学生优秀科学论文参评资格，但评奖工作却因1957年夏天的反右斗争而流产。

1958年，我读大学三年级，此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已提出“厚今薄后”的口号，在中国文学史教学中，开始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种“厚今薄古”思潮的影响下，我开始关注现当代文学。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本书，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时我想以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这两部散文集为研究对象写篇论文。当时正值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以大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改革中，提倡教学要厚今薄古，教学要为兴无灭资服务。因此，我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文章完稿后，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刘泮溪先生认为文章写得不错，富有战斗性，有现实教育意义，并提出应将此内容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中，经他和孙昌熙先生(两位均系《文史哲》的编委)推荐，将此文刊发在《文史哲》1958年第12期，题目为《试论〈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又发在《文史哲》这样的高端刊物上，在当时学生中自然影响很大，许多好友(包括外系的同学)都为我祝贺。现在看来，这篇近万字的论文并无什么深刻的见解，只是从文本阅读出发，阐释了方志敏的这两部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在20世纪50年代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和评价作品政治第一的语境下，本文注意分析两部散文的文学形象和艺术特色，多少还有些可取之处。其实，这篇处女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鼓舞了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勇气和信心，并引导我一步一步地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前面我曾提到，在大学生时代，我于文学的爱好比较广泛，求知欲很强，除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的讲授外，我还在课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养成喜欢翻阅专业杂志的习惯，借以了解学术界的动态。学生时代的我，喜欢高谈阔论，勇于发表己见，时常就学术问题和同学争辩，为此也曾引起同班同学善意的嘲讽。在学业上我肯于钻研，能下苦功夫，又善于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在大学四年级一学年中，我先后发表五六篇文章，其中有《论讽刺文学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关于写真人真事的几个问题》(《群众艺术》1959年第15期)*关于写真人真事，20世纪50年代后期曾在文艺理论界引起讨论，《群众艺术》编辑部在1959年第15期“编者按”中说：“关于文艺创作上的真人真事问题，我们拟展开一次讨论，今将郭延礼同志的《关于写真人真事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评〈迁坟记〉》(《群众艺术》1959年第17期)、《评小说〈激流〉》(《群众艺术》1959年第19期)、《试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为纪念瞿秋白就义25周年，稿子压了一年才发，刊于《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还与青年教师张伯海等人合写了《论曹禺的〈雷雨〉和〈日出〉》(《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这些研究虽然与《文史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文史哲》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此前刊登了我这样一个在读大学生的处女作，其精神鼓舞力量却是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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